多支动脉桥在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ing, CABG)中的应用已成为CABG的重要发展方向。本文重点介绍美国胸外科医生协会(Society of Thoracic Surgeons, STS)多支动脉桥应用现状、CABG解剖完全再血管化新理念及多中心应用效果、快速拔管的CABG在冠心病患者治疗效果、动脉桥在在我国儿童冠脉疾病应用以及糖尿病患者受益于动脉桥等,期望能着力进一步推进动脉桥在我国冠心病冠脉旁路移植术中的应用。

美国胸外科医师协会(Society of Thoracic Surgeons, STS)成人心脏数据库(the Adult Cardiac Database, ACSD)的数据显示:多支血管病变的冠状动脉旁路移植(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ing, CABG)术中存在多种血运重建方案,多支动脉CABG能够改善患者的长期生存率。美国多支动脉CABG手术的病例数量大约占全部CABG手术量的10%,近5年呈现上升趋势,但是远不如欧洲和澳大利亚的比例高。ACSD数据显示多支动脉桥患者围术期死亡率、主要心血管不良事件发生率均低于单支动脉桥的患者。美国不同地域、不同医院间多支动脉桥患者的数量和比例差别很大。影响外科医生应用多支动脉桥的主要因素包括:缺乏高质量的前瞻性随机研究数据、花费更长的手术时间、占用更多的医疗资源以及外科技术更加复杂。目前还需要大量有明确结论的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来支持多支动脉桥得到更加广泛的应用。

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ing, CABG)中完全再血管化(complete revascularization, CR)近来受到越来多的重视,CR分为解剖完全再血管化(anatomic complete revascularization, ACR)与功能完全再血管化(functional complete revascularization, FCR)。多项研究证实CR的CABG患者围手术期安全、中远期效果更好。近来全球多中心随机对照临床试验ISCHEMIA研究证实,对于稳定型缺血性心脏病,ACR与FCR均比非完全再血管化和药物保守治疗更能改善稳定性心绞痛患者心绞痛相关的健康状况、生活质量,减少心脏死亡与心肌梗死的发生,并改善中-长期临床效果,而且ACR明显优于FCR。ACR是CABG的新治疗策略,尽管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但可望为改善CABG疗效提供新的思路并在全动脉CABG、慢性缺血性心肌病患者CABG以及冠脉杂交手术中产生广泛的应用前景。

目的 探讨解剖完全再血管化(anatomic complete revascularization, ACR)全动脉冠脉旁路移植术(total arterialization myocardial revascularization, TAR)治疗冠心病的中期效果。 方法 纳入2018年1月到2024年4月间,在13所医院的心脏病中心行TAR的患者117例,其中男80例、女37例,33~67(55.5±9.7)岁,合并原发性高血压50例,糖尿病57例。重度左主干病变47例,三支病变103例,冠脉病变中,慢性冠脉闭塞病变33例。 结果 117例手术中共获取带蒂左内乳动脉(left internal mammary artery, LIMA)桥 117支、左(radial artery, RA)桥117支、右RA桥114支及游离右内乳桥47支。复合 Y动脉桥57支,其余均为单支桥。远端吻合口(4.2±0.4)个。升主动脉阻断时间与体外循环时间分别为(101.5±15.4)min与(145.4±19.2)min。气管插管时间(8.5±9.3)h。 21例术中安装主动脉球囊反搏。术后发生房颤10例,前臂血肿6例;心肌梗死1例,急性肾功能不全5例。无手术死亡,无胸骨感染/不愈合发生。随访(64.3±7.5)个月,随访率100%,随访期间患者死亡3例,其中,新型冠状病毒感染2例、结肠癌1例;左室射血分数［(60.3%±9.3%)vs.(55.0%±7.3%),t=20.01,P<0.001)］与心功能(纽约心功能分级≤2级94.74% vs. 80.34%, χ2=10.90, P<0.001)均有显著性改善。共有91例进行了CTA 随访,随访时间为(40.5±7.7)个月,左LIMA桥、左RA桥、右RA桥及右内乳桥通畅率分别为97.80%、86.81%、93.41%与94.50%(χ2=9.062,P=0.028)。 结论 本研究通过多中心研究 初步证实ACR 的TAR治疗冠心病近期安全、中期结果满意。

目的 评价全动脉重建(total arterial revascularization, TAR)冠脉旁路移植术(coronary bypass grafting, CABG)实施快通道拔出气管插管(fast-track extubation, FTE)的安全与效果。 方法 收集2018年1月至2024年5月34所心脏中心进行TAR患者术后FTE(定义为术后6 h以内拔出气管插管)的临床资料,对围手术期病例资料与随访数据等进行分析。 结果 640例TAR中,共有221例患者行FTE,其中男180例、女41例,年龄(55.5±11.7)岁。三支病变171例,双支病变50例。其中,左主干病变70例。术前合并糖尿病75例。TAR均为体外循环下单纯CABG术,共取左内乳动脉桥 201支、左桡动脉桥221支、右桡动脉桥200支、游离右内乳桥21支。复合Y或T型桥31支,单支桥612支。远端吻合口(3.35±0.7)个。气管插管时间(3.5±2.7)h,ICU 时间(23.5±12.9)h。术后住院时间(7.5±3.1)d。手术死亡1例。其他病例无再次插管。17例术中安装主动脉球囊反搏。新发房颤22例,前臂血肿11例,低氧血症13例,急性肾功能不全6例,均治愈出院。无胸骨感染发生。随访(54.3±7.5)个月,随访率90.91%;同术前相比,左室射血分数有显著性改善［(60.0%±5.3%)vs.(55.1%±7.3%),t=11.16, P<0.001］,左室舒张末内径减小［(51.6±2.2)mm vs.(55.0±7.5)mm, t=9.77, P<0.001］;随访期间患者全部存活、无重要心脑血管血管事件发生。 结论 本研究表明FTE在TAR中可能安全有效。

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ing, CABG)是治疗合并糖尿病(diabetes mellitus, DM)的严重三支冠脉病变的首选方法。动脉桥由于其远期通畅率远高于静脉桥,在CABG手术中的应用越来越多,在DM患者中的使用也日益引起关注。DM对冠脉血管的影响、对拟使用的桥动脉血管质量的影响、DM患者CABG术中多支动脉桥的应用策略和方法、不同动脉桥在DM患者中的通畅率及远期疗效等是目前研究的热点。本文就动脉桥在DM患者CABG手术中的应用及研究现状进行综述,为临床合理选择血管移植物、优化手术方案、改善DM患者CABG术后长期预后提供科学依据与参考。

20世纪70年代以前,由于缺乏令人信服的手术指征,儿童冠状动脉搭桥手术很少进行。随着川崎病引起的冠状动脉后遗症的出现以及像大动脉调转手术和先天性冠状动脉畸形修复等新手术的出现导致冠状动脉并发症的发生,使得儿童冠状动脉搭桥手术的发展成为必然。儿童生长迅速,预期寿命很长,对运动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儿童冠状动脉搭桥手术的策略应不同于成人的搭桥手术。因为胸廓内动脉能够根据儿童体格增长而生长,且长期通畅率高,利用单侧和双侧胸廓内动脉的儿童冠状动脉搭桥手术已成为最可靠的手术方法,值得注意的是,儿童应避免使用静脉移植物。目前,儿童冠状动脉搭桥手术已成为心脏外科一个新的领域。

目的 报道1例川崎病后并发巨大冠状动脉瘤患儿经全动脉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 CABG)治疗经过并进行文献复习,探讨桡动脉桥在儿童CABG中应用的优点。 方法 患儿,男,13岁,因川崎病导致巨大冠状动脉瘤形成。实施CABG手术,术中使用双侧桡动脉作为桥血管。 结果 术后恢复良好,桥血管通畅,心脏功能显著改善。 结论 川崎病引发的冠状动脉瘤是儿童获得性心脏病的主要原因,CABG在治疗巨大冠状动脉瘤中具有重要作用,动脉桥血管的选择对生存至关重要。

del Nido停搏液过去重点用于儿科先天性心脏病手术,目前其从儿科先心病正在逐步拓展到成人心脏外科并广泛应用于各种心脏外科手术中,包括心脏瓣膜手术、大血管手术、冠状动脉手术以及左心辅助装置手术等。随着微创在心外科的蓬勃发展,期待未来能有更完善的心肌保护监测手段和应用策略,从而更有利于选择最适合的停搏液为手术提供有力的支持。本文旨在对del Nido停搏液从过去的应用、目前的发展及今后可能在新领域的潜在应用等方面进行总结,以期为相关领域的发展提供参考。

目的 探讨急性非ST抬高型心肌梗死(non ST elevated myocardial infarction, NSTEMI)患者行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ing, CABG)的时间间隔对患者临床结局的影响。 方法 使用计算机搜索引擎在CNKI、Cochrane Library、Web of Science、PubMed、Google Scholar等中英文数据库进行检索,检索时间为建库至2024年7月。Meta分析采用RevMan 5.4软件进行,根据患者确诊NSTEMI至行CABG的时间间隔分别以1 d、3 d、7 d为时间点分为3个亚组,早期组(<1 d、<3 d、<7 d)和延迟组(>1 d、>3 d、>7 d)。首要结局指标为住院期间全因死亡率,次要结局指标为围术期再发心肌梗死和脑卒中发生率。 结果 共纳入13篇文献,含回顾性研究6个,数据库研究7个,共计657 555例患者。其中10个研究比较了NSTEMI患者1 d内行CABG与1 d后行CABG对患者结局指标的影响,6个研究比较了NSTEMI患者3 d内行CABG与3 d后行CABG对患者结局指标的影响,3个研究比较了NSTEMI患者7 d内行CABG与7 d后行CABG对患者结局指标的影响。Meta分析发现1 d早期组与延迟组相比,全因死亡率较高(OR=1.58, 95%CI:1.09~2.30, P=0.0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围术期再发心梗(OR=0.61, 95%CI:0.28~1.33, P=0.21)和脑卒中(OR=0.95, 95%CI: 0.58~1.55, P=0.82)的风险较低,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3 d早期组与延迟组全因死亡率(OR=1.01,95%CI:0.73~1.41,P=0.95)、围术期再发心梗(OR=0.89,95%CI:0.36~2.18,P=0.79)及脑卒中(OR=1.59,95%CI:0.80~3.17,P=0.19)风险差异无统计学意义。7 d早期组与延迟组全因死亡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OR=1.14, 95%CI:0.63~2.08,P=0.67),未将围术期再发心梗与脑卒中事件列为结局指标。 结论 急性NSTEMI患者1 d内行CABG手术风险较延迟组高,CABG手术应尽可能推迟到1 d后。

目的 探讨直立不耐受症状评分及24 h尿儿茶酚胺在血管迷走性晕厥(vasovagal syncope, VVS)患儿焦虑及抑郁性情绪障碍评估中的临床意义。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8年6月至2021年12月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儿童心血管病房诊治的53例VVS患儿临床资料,根据心理量表评分分为焦虑组(n=29)、非焦虑组(n=24)、抑郁组(n=13)和非抑郁组(n=40)。所有患儿在入院后进行直立不耐受症状评分,儿童焦虑性情绪障碍筛查量表(screen for child anxiety related emotional disorders, SCARED)评估患儿焦虑性情绪障碍程度,儿童抑郁量表(child depression inventory, CDI)评估患儿抑郁性情绪障碍程度,采用液相二级质谱法检测患儿24 h尿儿茶酚胺水平。采用国内已发表相同量表的学龄期儿童作为常模组。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或χ²检验,相关性分析采用Pearson或Spearman相关,采用ROC曲线分析直立不耐受症状评分的预测价值。 结果 (1)53例VVS患儿SCARED评分(26.7±15.5)分,高于常模组(t=5.73,P<0.001);焦虑障碍检出率54.7%,高于常模组(χ²=21.12,P<0.001);CDI评分(14.3±8.8)分,高于常模组(t=2.21,P=0.032);抑郁障碍检出率24.5%,高于常模组(χ²=3.95,P=0.047);(2)非焦虑组直立不耐受症状评分低于焦虑组(Z=5.25,P<0.001);53例患儿SCARED评分与直立不耐受症状评分呈正相关(r_s=0.76,P<0.001),与24 h尿去甲肾上腺素水平无相关性(r=-0.16,P=0.254),与24 h尿肾上腺素、多巴胺水平无相关性(r_s=-0.16,-0.21;P=0.245,0.136);(3)非抑郁组患儿直立不耐受症状评分与抑郁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Z=1.68,P=0.093);53例VVS患儿CDI评分与直立不耐受症状评分呈正相关(r_s=0.41,P=0.002),与24 h尿去甲肾上腺素水平无相关性(r=-0.07,P=0.616);与24 h尿肾上腺素和多巴胺水平无相关性(r_s=-0.09,-0.10;P=0.502,0.475);(4)VVS患儿直立不耐受症状评分为8.5分时,其预测VVS患儿存在焦虑性情绪障碍的灵敏度为75.9%,特异度为95.8%,其预测VVS患儿存在抑郁性情绪障碍的灵敏度69.2%,特异度为65.0%。 结论 VVS患儿SCARED及CDI评分与直立不耐受症状评分呈正相关,与24 h尿儿茶酚胺水平呈无相关性;直立不耐受症状评分对VVS患儿情绪障碍有预测价值。

目的 探究循环肿瘤细胞(circulating tumor cells, CTCs)联合肺癌自身抗体及肿瘤标志物检测在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中的应用。 方法 采集161例NSCLC患者、19例肺良性病变患者及20例健康志愿者静脉血,通过免疫磁珠阴性富集法对CTCs进行检测,分析其与NSCLC临床资料的相关性,并与肺癌自身抗体及肿瘤标志物诊断效能进行比较。 结果 患者的性别、吸烟史、肿瘤部位及淋巴结转移情况所对应的CTCs计数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年龄、T分期、肿瘤最大直径、肿瘤分期、病理类型所对应的CTCs计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NSCLC患者外周血叶酸受体阳性CTCs以8.9 FU/3 mL为最佳截断值,诊断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84.5%、76.9%,ROC曲线下面积为0.801。CTCs与肺癌自身抗体和肿瘤标志物联合检测能够提高NSCLC的诊断效能。三项联合检测的ROC曲线下面积为0.914,95%CI为86.8~96.1(P<0.001)。 结论 CTCs、肺癌自身抗体、肿瘤标志物检测对于临床上NSCLC的诊断及筛查可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三项联合可以提高诊断NSCLC的临床意义。

目的 采用两样本孟德尔随机化(two-sample Mendelian randomization, TSMR)方法,从遗传学角度探索代谢综合征(metabolic syndrome, MetS)及其组分与消化系统恶性肿瘤之间的因果关联,为后者的预防提供新线索。 方法 基于全基因组关联研究(genome wide association study, GWAS)的汇总数据,将MetS及其组分作为暴露因素,消化系统恶性肿瘤作为结局变量,采用逆方差加权法(inverse variance weighted, IVW)为主要分析方法,加权中位数(weighted median, WM)和MR-Egger为补充分析方法评估因果效应;采用敏感性分析验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结果 IVW结果显示, MetS与肝癌(OR=1.357, 95%CI=1.004~1.834, P=0.047)和食管癌(OR=1.001, 95%CI=1.000~1.001, P=0.037)的发生风险增加相关。MetS各组分中,腰围(waist circumference, WC)与胃癌(OR=1.809, 95%CI=1.024~3.196, P=0.041)和食管癌(OR=1.001, 95%CI=1.000~1.002, P=0.020)的发生风险增加相关;高密度脂蛋白(high density lipoprotein, HDL)与结直肠癌(OR=0.789, 95%CI=0.633~0.984, P=0.035)的发生风险降低相关;敏感性分析提示研究结果稳健。 结论 MetS会增加肝癌及食管癌的发生风险。在其各组分中,WC是胃癌及食管癌的发生危险因素,HDL结直肠癌发生的保护因素。

目的 通过报道特殊病例并文献复习提高临床对抗Homer3抗体相关自身免疫性小脑共济失调与多系统萎缩-小脑型(cerebellar-type multiple system atrophy, MSA-C)的鉴别诊断意识。 方法 患者,女,61岁,病程呈2年内进行性加重,主要临床表现为头晕、共济失调及构音障碍。通过血清及脑脊液检测证实抗Homer3抗体IgG阳性,经静脉滴注甲泼尼龙治疗后症状显著改善。 结果 患者经免疫治疗后小脑症状明显缓解,其病程演变与治疗反应特征表明抗Homer3抗体相关自身免疫性小脑共济失调在临床表现上可与MSA-C高度相似。 结论 本病例提示在诊断MSA-C前需全面排查自身免疫性小脑共济失调等可治性疾病。两种疾病预后差异显著,部分自身免疫性小脑共济失调患者通过足量足疗程激素治疗可获得症状改善,及时准确诊断对改善患者预后具有重要临床意义。

目的 评估重复测量癌胚抗原(carcinoembryonic antigen, CEA)和糖类抗原19-9(carbohydrate antigen 19-9, CA19-9)对改善结直肠癌(colorectal cancer, CRC)患者预后的应用价值,动态预测患者未来CEA和CA19-9变化趋势及生存概率。 方法 选取2011年1月至2018年12月在云南省肿瘤医院接受根治性切除术治疗的CRC患者为研究对象,基于患者的临床资料及围手术期CEA和CA19-9纵向测量信息,使用多元函数型主成分分析(multivariate functional 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 MFPCA)提取患者术后12个月内纵向CEA和CA19-9的轨迹特征,将相应的多元函数型主成分得分作为协变量,纳入Cox比例风险模型,构建MFPC-Cox预后动态预测模型。通过随时间变化的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curve, AUC)和Brier评分(Brier score, BS)定量评价模型的预测性能,并与仅考虑基线信息的静态预测模型进行比较。 结果 对于CEA和CA19-9的MFPCA,选择前7个主成分描述其纵向特征。与静态模型相比,动态预测模型术后60个月生存率的AUC由0.727增加到0.787,BS由0.077下降至0.072。考虑上述标志物的纵向测量信息后,动态模型预测的准确性明显上升。 结论 考虑CEA和CA19-9围手术期纵向测量信息后,基于MFPC-Cox的CRC预后模型具有较高的准确性,并能够在每一次随访时更新风险,实现动态预测。推荐在CRC患者术后随访过程中重复测量CEA和CA19-9。

目的 分析罕见病患者住院费用的变化趋势、结构变动情况及影响因素,为控制住院费用、减轻患者经济负担提供依据。 方法 采用结构变动度分析法、灰色关联度分析法和分位数回归法分析山东省某三级综合医院2019—2023年罕见病住院患者病案首页数据。 结果 近5年样本医院罕见病患者住院费用呈现整体下降趋势。检查检验费、药费和耗材费是住院费用结构变动的主要因素,其中检查检验费呈正向变动,药费和耗材费呈负向变动,三者累积贡献率94.41%;治疗费和检查检验费与住院费用关联度排在前两位。首次住院、手术、医疗付款方式、疾病类型与住院天数在住院费用3个分位点(P5, P50, P95)上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罕见病住院费用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应强化多学科间协作诊疗,探索新型治疗手段,控制住院时间,减少住院费用增长;并结合地方罕见病流行病学特点,逐步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

人体内的微生物对于人体健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维持人体内部微生物菌群的生态平衡利于保持健康。菌群生态失调与许多疾病的发生有关,其中就包括子宫内膜异位症。对于子宫内膜异位症来说,微生物菌群生态失调可能会产生慢性炎症,从而创造有利于子宫内膜异位症发展的环境。本文重点分析生殖道微生物菌群的生态失调对子宫内膜异位症发病机制的影响,旨在通过探明该方面的影响为子宫内膜异位症的治疗提供依据。